理想的伊斯坦堡早晨，應該在茶館裡來杯紅茶，丟兩顆方糖，聽湯匙與鬱金香杯碰撞的清脆聲響，凝視慢慢變小的糖磚消失在茶湯裡。我有一位喝茶的夥伴，是同房中的克羅埃西亞人，名叫Sudec。我們兩人能成為一拍即合的「茶友」，理由大概是彼此的英文都不太好，溝通起來很有親切感。除此之外，我們的預算和英文程度一樣貧乏，無法像其他遊客上餐館吃歐式早餐，只好到麵包店買半里拉的甜甜圈，拎去離旅館最近的茶館。茶館位在約莫3米寬的石磚路旁，座位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，坐在路邊像在拍歐洲電影。有時候來得早，正好能觀察附近的小店如何醒來。有時候挑的麵包太乾，只好多點一杯紅茶坐到中午。
與Sudec一起喝茶的上午，是我在伊斯坦堡最自在的時光。我們似乎存在著相同的默契，喝完茶，付了帳，然後各自開啟新的一天，好像喝茶是不可或缺的儀式，如同每天互道早安。我們談天的話題總離不開旅行，他是個日本動漫迷，最大的夢想是到日本朝聖，但昂貴的機票是一大阻礙，相較之下在歐洲旅行划算多了，他以伊斯坦堡為起點，計畫一路向西返家，除了打聽交通資訊，還必須考量途經各國的物價，標準的窮遊旅行者，讓我想起兩年前在印度旅行的自己，剛開始背包旅行的模樣。
這樣的上午正好作為逃避惠玲的合理藉口，不過到了中午我們還是會在旅館碰面。究竟為何答應與惠玲同行，好像已經釐不清頭緒了，或許是我在某個時刻中鬆懈心軟了，才把自己搞到這步田地，反悔已經太遲。
在伊斯坦堡的第四天下午，我和惠玲及Sudec向旅館問了巴士公司的位置，三個人穿過塔克辛廣場，在斜坡小徑裡反覆迷路。連續陰雨的伊斯坦堡突然放晴，炙熱的陽光令找路的三人漸漸煩躁。我們在同一條街上來來回回，一再與不醒目的招牌擦身而過，然而在決定往左或往右的時候，總是差了關鍵性的一票。
「我以為你的朋友不會說英文。」因為惠玲老是不發一語，Sudec終於開口問我。
「她在英國念書，英文比你我都好。」我有點無奈地回答。
他們總算用英文交談了幾句，又是沉默。
後來Sudec買了往希臘的車票先行離開，而我和惠玲將往南去塞爾柱克（Selcuk）。離開伊斯坦堡的那天，我差點因為她來不及收拾行李而錯過巴士。候車的時候，惠玲依舊省話，或許是掉錢的事使她心煩，因此對旅行意興闌珊，對人築起了牆。我自然而然成了她的發言人，替她回應其他乘客的寒暄。埋怨在心中漸漸滋長，上車以後，我終於向惠玲抱怨。
「為什麼妳都不說話？出來玩不是應該交些朋友嗎？」
「我不知該說些什麼。」
「什麼都好，至少別人問妳問題時，妳可以自己回應。妳知道昨天Sudec問我什麼嗎？因為妳都不說話，他以為妳不會說英文耶。如果妳選擇了這樣的旅行方式，就難免與人交流，有時可以從別人身上發現新的東西，或許得到旅遊情報，或許得到幫助。」
「我很感謝你的幫助，讓我與你同行。」我知道她並非諷刺，但這番感謝並沒有替她自閉的行為加分。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我只是覺得你的英文這麼好，不利用優勢多麼可惜。雖然我常懊惱自己英文很爛，但至少會把每次交談視為練習的機會。」
「可是我來土耳其只為了觀光、看看遺跡，認識朋友並不是我的目的。」
好吧，每個人有自己旅行的方式，既然她都這麼說了，我也不好多嘴。只是好幾次我都想告訴她：「我們的價值觀不同，還是分開走吧。」但話到嘴邊又成了啞巴，一個字也說不出口。
土耳其的巴士如傳說中高檔，椅背上嵌了液晶電視，播放著土語發音節目。車上配給了一位服務生，打扮像空服員，每隔幾個小時就會用戴白手套的手推著車上的零食飲料沿走道發送。如果不是窗外的景色，還真有搭飛機的錯覺。不過這番待遇是有代價的，土耳其的交通費可是出了名的昂貴。
儘管旅行看似多了個累贅，但兩個人旅行還是有些無關緊要的好處，例如發送食物時有人代領、轉乘巴士的時候多一個人看管行李、上廁所也無須大包小包。但當時我在想，旅行的夥伴應該是彼此依賴，而不是唯命是從的依存關係。如果我成了惠玲單方面的靠山，那麼旅行便無法為她帶來成長，可能到最後還是不敢問路、不會買票、不知道怎麼回家。我甚至懷疑她的旅伴是否因此才拋棄她，只是不想再被依賴了。想到這裡，我試著說服自己從嫌惡惠玲的心態中跳脫，如果一起旅行能讓惠玲有所成長，也不失為一個選項。從那時候開始，很多事我再也不插手了，讓惠玲以自己的方式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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