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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想的伊斯坦堡早晨,應該在茶館裡來杯紅茶,丟兩顆方糖,聽湯匙與鬱金香杯碰撞的清脆聲響,凝視慢慢變小的糖磚消失在茶湯裡。我有一位喝茶的夥伴,是同房中的克羅埃西亞人,名叫Sudec。我們兩人能成為一拍即合的「茶友」,理由大概是彼此的英文都不太好,溝通起來很有親切感。除此之外,我們的預算和英文程度一樣貧乏,無法像其他遊客上餐館吃歐式早餐,只好到麵包店買半里拉的甜甜圈,拎去離旅館最近的茶館。茶館位在約莫3米寬的石磚路旁,座位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,坐在路邊像在拍歐洲電影。有時候來得早,正好能觀察附近的小店如何醒來。有時候挑的麵包太乾,只好多點一杯紅茶坐到中午。

 

與Sudec一起喝茶的上午,是我在伊斯坦堡最自在的時光。我們似乎存在著相同的默契,喝完茶,付了帳,然後各自開啟新的一天,好像喝茶是不可或缺的儀式,如同每天互道早安。我們談天的話題總離不開旅行,他是個日本動漫迷,最大的夢想是到日本朝聖,但昂貴的機票是一大阻礙,相較之下在歐洲旅行划算多了,他以伊斯坦堡為起點,計畫一路向西返家,除了打聽交通資訊,還必須考量途經各國的物價,標準的窮遊旅行者,讓我想起兩年前在印度旅行的自己,剛開始背包旅行的模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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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的上午正好作為逃避惠玲的合理藉口,不過到了中午我們還是會在旅館碰面。究竟為何答應與惠玲同行,好像已經釐不清頭緒了,或許是我在某個時刻中鬆懈心軟了,才把自己搞到這步田地,反悔已經太遲。

 

在伊斯坦堡的第四天下午,我和惠玲及Sudec向旅館問了巴士公司的位置,三個人穿過塔克辛廣場,在斜坡小徑裡反覆迷路。連續陰雨的伊斯坦堡突然放晴,炙熱的陽光令找路的三人漸漸煩躁。我們在同一條街上來來回回,一再與不醒目的招牌擦身而過,然而在決定往左或往右的時候,總是差了關鍵性的一票。

「我以為你的朋友不會說英文。」因為惠玲老是不發一語,Sudec終於開口問我。

「她在英國念書,英文比你我都好。」我有點無奈地回答。

他們總算用英文交談了幾句,又是沉默。

 

後來Sudec買了往希臘的車票先行離開,而我和惠玲將往南去塞爾柱克(Selcuk)。離開伊斯坦堡的那天,我差點因為她來不及收拾行李而錯過巴士。候車的時候,惠玲依舊省話,或許是掉錢的事使她心煩,因此對旅行意興闌珊,對人築起了牆。我自然而然成了她的發言人,替她回應其他乘客的寒暄。埋怨在心中漸漸滋長,上車以後,我終於向惠玲抱怨。

「為什麼妳都不說話?出來玩不是應該交些朋友嗎?」

「我不知該說些什麼。」

「什麼都好,至少別人問妳問題時,妳可以自己回應。妳知道昨天Sudec問我什麼嗎?因為妳都不說話,他以為妳不會說英文耶。如果妳選擇了這樣的旅行方式,就難免與人交流,有時可以從別人身上發現新的東西,或許得到旅遊情報,或許得到幫助。」

「我很感謝你的幫助,讓我與你同行。」我知道她並非諷刺,但這番感謝並沒有替她自閉的行為加分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我只是覺得你的英文這麼好,不利用優勢多麼可惜。雖然我常懊惱自己英文很爛,但至少會把每次交談視為練習的機會。」

「可是我來土耳其只為了觀光、看看遺跡,認識朋友並不是我的目的。」

好吧,每個人有自己旅行的方式,既然她都這麼說了,我也不好多嘴。只是好幾次我都想告訴她:「我們的價值觀不同,還是分開走吧。」但話到嘴邊又成了啞巴,一個字也說不出口。

 

土耳其的巴士如傳說中高檔,椅背上嵌了液晶電視,播放著土語發音節目。車上配給了一位服務生,打扮像空服員,每隔幾個小時就會用戴白手套的手推著車上的零食飲料沿走道發送。如果不是窗外的景色,還真有搭飛機的錯覺。不過這番待遇是有代價的,土耳其的交通費可是出了名的昂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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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旅行看似多了個累贅,但兩個人旅行還是有些無關緊要的好處,例如發送食物時有人代領、轉乘巴士的時候多一個人看管行李、上廁所也無須大包小包。但當時我在想,旅行的夥伴應該是彼此依賴,而不是唯命是從的依存關係。如果我成了惠玲單方面的靠山,那麼旅行便無法為她帶來成長,可能到最後還是不敢問路、不會買票、不知道怎麼回家。我甚至懷疑她的旅伴是否因此才拋棄她,只是不想再被依賴了。想到這裡,我試著說服自己從嫌惡惠玲的心態中跳脫,如果一起旅行能讓惠玲有所成長,也不失為一個選項。從那時候開始,很多事我再也不插手了,讓惠玲以自己的方式解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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